历时7年之久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在2020年12月30日宣告完成，也是在2020年，一个重要的变化悄然发生——前十个月中国首次超过美国，跃升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。中欧投资协定为何如此重要？未来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和竞争前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（Joerg Wuttke）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，进行权威解读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2020年底如期完成。您如何看待这一协定的意义和价值？

    伍德克：这个协定花了7年时间才谈妥，期间我一度认为，协定可能谈不成了，但到了去年夏天，它又恢复了活力，而且幸运的是，协定在2020年12月份达成了。

    我认为，它有两方面意义：首先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是一个象征，说明欧洲和中国可以一起把事情办成，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，这是非常好的。第二，它确实为欧洲公司（进入中国）开放了更多的市场，也就是说它在中国内部创造了更多的良性竞争，这对中国经济也是有好处的。同时，它也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打开通道。对我来说，这个谈判的达成，真的是中欧双方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后形成的“双赢”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疫情发生以来，中国迅速恢复经济让不少欧盟企业受益。据您了解，目前欧企对进一步加大对华投资持何种态度？在投资决策过程中，欧企最看重中国市场哪些方面？

    伍德克：新冠肺炎大流行不是件好事，但它确实引起了一些讨论，比如：我们是否应该把更多的资金分散开来？我们是否应该在其他国家做更多事？

    中国欧盟商会有1700多个会员，覆盖中国的9个城市。在10年前，我们做过一个调查，问会员企业“是否考虑离开中国？”当时，20%的受访者有这个想法。我们在2020年2月份又问了这个问题，那时正是中国疫情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，（这一次）只有10%的受访者说考虑离开。

    中国经济（每年）贡献全球增长的30%，所以对企业来说，待在这里，参与这个市场非常重要。未来几年，欧洲公司都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中国的制造业一直是强大的，包括汽车、化工、机械、建筑等行业（走在世界前列）。不过，中国在服务业方面有点落后。我希望中欧投资协定能够为保险、本地运输、建筑、医疗以及银行等行业投资更多地打开市场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随着中欧（经贸）相互依存度加深，双方竞争性也逐渐加强。今后欧盟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因此需要转型？

    伍德克：中国希望更加开放的这一事实，说明中国对引入竞争的渴望。竞争和需求才能推动研发和创新。你不能只是把钱扔到实验室，希望畅销的好产品凭空出现，（这一创新过程）必须建立在有人想买这个产品的基础上。这就是中国所扮演的角色，所以（创新）是一个关于需求的故事，只有需求才能带来这样的变化。

    以德国汽车为例，高端的汽车，比如说奔驰S系、宝马7系或8系，在德国购买者大多平均年龄50多岁，而这些产品的中国消费者平均年龄是35岁。这个需求的故事，在中国是由设备和信息技术驱动的。所以这不仅有利于欧洲公司为中国市场开发汽车，也（有利于）为全球市场开发产品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与世界脱钩、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开放如此重要的原因。

    14日中国欧盟商会推出一个关于“脱钩”的报告，说明脱钩的危害，比如：它会让经济变得七零八落、抬高价格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，所以我们希望把声音传递给中国和欧盟政府，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“挂钩”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同为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的文明，中国与欧洲能提炼出哪些共同价值？您认为中欧文化乃至文明进一步融合需要克服哪些障碍，能取得怎样的前景？

    伍德克：我觉得欧洲和中国的相似之处是对各方面历史遗产的热爱，我希望这种热爱是不带民族主义寓意的，比如“我的遗产比你的好”这种想法。我认为这是基于数百年文化积淀而衍生出来的审美（共同点）。中国购买的全球奢侈品50%来自欧洲，如果没有中国，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就不会生产这些美丽的东西。

    我们（也应该）意识到，他们背后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。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，你可以过你的生活，我可以过我的生活，但不要试图去干涉对方。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涉，例如试图纠正一个人的思想或者行为，我们把这种干涉叫做商业的政治化。但我们不希望被政治化，我们希望关注的是消费者、我们希望建立供应链，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。但总的来说，我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共同点是多于对立面的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中德两国在制造业领域合作尤其密切。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弥补产业链供应链短板，这将给德国企业带来哪些机遇？双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合作？

    伍德克：中国和德国已经有很多合作了，比如汽车产业，主要是由几个在上海和长春等地布局的德国企业推动的。（中德合作）发展出一个十分兴旺的汽车产业，而且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。

从正在进行的技术合作上看，对中国来说，德国是一个完美的合作伙伴，而对德国来说，中国则是世界工厂，有能力制造生产各种机器和化学品。

不过两者的合作关系正在发生变化。对德国企业来说，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全球竞争者，因此，两国不再是那种传授技术的关系，而是寻找一个共存的方式，真正达成合作、共同面对挑战。例如：针对气候变化，我们应该真正拿出解决方案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您对未来中国市场的愿景或者说期待是怎样的？

    伍德克：如果看人均GDP，你会发现，实际上，中国经济增长轨迹跟日本、韩国差不多。中国其实才处于起步阶段，因为改革开放才40多年，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根据我的估计，未来10年，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占到全球增长的30%。这相当于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成员国产出的总和。在我所从事的化学品领域，中国在全球的占比达到60%。如一句美国俗语所说：“如果你不在餐桌上，你会在菜单上”。所以，（欧洲企业）必须在这里（在中国），才能参与进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中国继续开放、保持开放，这样才能让欧洲参与中国的发展机会，成为中国的平等伙伴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您1982年就来到中国，是对华合作经验丰富的企业家，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。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成果？其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？

    伍德克：1982年，我是个年轻的学生，坐着火车从德国穿越苏联来到中国。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，让我感到难以想象。我还记得1993年在上海的时候，我曾看到浦东的规划。我想上海市政府肯定是疯了，这怎么建得出来？几年后，很显然它已经成为现实。我在中国这么多年，学到的一件事是，千万别低估中国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    我记得，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，这里（很少）有电话。但现在中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，电话、金融科技，所有的东西……然后是人的变化。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人们要么穿蓝西装，要么穿绿西装。女士则结婚的留短发，未婚的就编辫子，但现在上海已经是世界时尚之都。我很幸运能够坐在“第一排”，近距离观看中国经济复兴的故事。我不知道我会在这里待多久，但是希望我感染了我的孩子们，所以他们能见证（中国经济）的下一个阶段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您认为对外企来说，在中国做生意，现在和十几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？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，又是如何适应的？

    伍德克：最主要的区别是竞争。中国企业真的变得非常成熟，（外企）想要赚钱没那么容易了。过去是中国企业做下游，欧洲企业做上游，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，而且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市场内。

    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玩家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（搞清楚）他们为什么以这么快的速度，变得这么好。坦率地说，欧洲需要走出自满，尝试向中国学习。欧洲与中国的关系，从单向的想法提供者，变成双向的，既向中国学习，又努力提供解决方案，同时又把一些思路和想法带给中国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，您如何评价中国改善营商环境的成效？未来应在哪些方面继续改进？

    伍德克：如果你搜索世界银行数据库，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已经有很多进步。但鉴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，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。欧盟商会每年都会发布欧盟在华企业建议书，从欧洲企业角度为中国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发展建言献策，（建议书）有实实在在的400页、900条建议。因为如果中国赢了，我们也赢了。

    我认为，在决策过程中，中国还有很多提升空间，同时透明度也应该继续提升。当然，其中部分问题已经通过中欧投资协定得以解决，这个协定并不完美，但至少向前迈出了一步。

    中新社记者：如果对投资中国的欧洲企业给出2021年的投资建议，您会说什么？

    伍德克：今年我觉得会是很好的一年。因为我们从2020年（的低谷）走过来，今年的经济运行非常好，今年中国可能会有8%的增长。而且2021年是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，通常情况下都是不错的。

    欧洲企业应该注意，留在中国市场的同时，还要注意市场信号，不仅要看到客户行为的变化，而且要看到中国企业在世界其他地方做什么，从而更早地获得市场风向。

    总的来说，欧洲企业不能回避中国。即使有时候非常困难，你也必须留在这里，因为这至少意味着你有参与这个市场的机会。我们商会所做的，就是试图为那些其实还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打开市场。

（来源：欧洲时报）